有时候，许多本来很自然的事，如果放在心上刻意追求，却又令人啼笑皆非。

一个人，平时很有演员的天分，说学逗唱无不像模像样，可是一旦要他在舞台演出，则全无平日的风采。

北宋书法家蔡襄长着一副美髯。在一次宴会上，皇帝问他：“你的胡须长得如此美，夜间是将它覆盖在被子之下，还是将它放在被子外面？”蔡襄从未注意过这一点，只好连连说不知道。当晚睡觉，想起皇上的问话，把胡子放在被子里不是，撂在被子外边也不是，弄得手忙脚乱，一夜没有睡好。

“无心与有心异焉。”许多事不放在心上，顺其自然往往会做得更好。人生的遭际也是这样，有则无，无则有。东施不效西施而颦，还更美一点；可是她一效颦，反而显得丑不堪言，并且留下千古笑柄。

随意一点，也就遂心一点，洒脱一点。人生就应该是这样，何必为处处多余的形式所拘泥？

                               冬夜里的悲喜

现在的孩子们，每到秋冬之夜，大多是呆在屋子里，看书，看电视，听音乐，做作业，上网，或者就是听大人们琐琐屑屑的唠叨。这可能也是一种快乐，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体味山村冬夜里的小孩子们在寒风中顽皮的欢快。

冬日的白天，固然是我们欢乐的时刻——除上学和帮助父母亲做点该做的事情而外，便可以把笑声、顽皮、恶作剧尽情的挥洒在冰滩上、雪地里，挥洒在一只只“老牛”上、一张张爬犁上、一匹匹光溜溜的毛驴脊背上，也挥洒在野兔上、沙鸡上、麻雀上……每当夜晚——应该准确的说每当下午，吃完饭之后，把嘴巴一抹，撒腿就跑了。

就这样，我们在每年的冬日里每天十一二点以前的好几个小时里，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幕幕人生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悲喜剧。

在那时，冬夜的故事很多，掏麻雀是最常进行的活动之一。

寒冷的冬天，麻雀们都没有了往日的快乐。太阳一落山，它们就吱吱喳喳的叫着，向牲口棚或屋檐下躲藏，希望能够安然地度过一个夜晚——难怪人们叫他“檐下雀”呢，于是，我们的“三光政策”也随之开始实施。

我们手里攥着手电筒和木棍，在人们的屋檐下或牲口棚中小心翼翼的寻觅着。随着手电筒光的移动，就会发现椽缝间或小小的破洞中呆呆的趴着一只麻雀。这时，只见一个往地上一蹲，另一个立刻心领神会，踩到他的肩膀上……慢慢的升高，再升高，好！上面的人双手一抄，哈，一只麻雀马上被他逮住，然后再降下来。另一个走过来掏出准备好的麻绳或其他的细绳子之类把它拴好。这样的过程根本不用言语表达，似乎一切都很自然。一只，又一只，再一只……不大一会儿就是长长的一串。当然，也有好多时候是准备一条口袋，把抓到的鸟儿弄死之后直接装进口袋，非常简便省事。如果麻雀栖息的地方太高，搭人梯也够不着的时候，手里早就准备好的木棍就派上用场了，直接把麻雀捅死就可以了。

再后面就是处理。如果你认为我们这样做仅仅是玩儿，那可就错了。等到获得大量的战利品，我们便找到一个没有大人的小伙伴家。先把鸟儿的头去掉，放在火炉里把毛燎光，再把内脏掏空，撒上盐、花椒粉等等调料，用粗铁丝穿起来，认真的烧烤，房子里弥漫着浓郁的肉香。如果条件允许，拿一个锅，放上油炸熟，那就再好不过了。

再然后就是吃。说真的，这种吃，只不过是出于嘴馋，那些鸟肉往往还滴着血的时候，就已经进了我们的肚子，甚至于有时内脏稍微处理一下就开始大快朵颐了。吃完之后，再互相看看，大家个个都成了大花脸，于是互相的戏谑玩笑也就开始了。

这就是我们残酷的“三光政策”。在我们这伙“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麻雀家族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这在当时看来，无非是小孩子的恶作剧，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当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既不丰富的表现呢！我们必须在冷风中，以麻雀的哭泣和死亡来打发寂寞漫长的时间，寻找生活的乐趣，这显然太过无聊与残酷。不过，就是为了一只小小的麻雀，在我们当中也曾发生了我们那个年龄阶段不该发生的血淋淋的悲剧。

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几个来到队里的牛棚里掏麻雀，结果与另一伙不期而遇，他们的头儿是队里书记的儿子WS。WS因为其父亲的身份而一向在村里横行霸道，平日里以“孩子王”自居，所以多数孩子都怕他。现在遇到这个混世魔王，哪里能够全身而退，最后我们只能希望以“进贡”几只麻雀为代价，屈辱的与他们媾和。但是当他发现我们捉的麻雀比他们多时，他便眼红了，动手就开始强抢。我们自然不肯轻易就范，结果双方厮打起来。混战中，WS掏出一把折叠式的铅笔刀，狠狠地朝一位伙伴的肩部扎下去。一声凄厉的惨叫，一股殷红的鲜血，一个倒下的身体，凝固了刚才还激烈打斗的场面，凝固了一张张惊恐万状的脸，也同时凝固了流动的空气。几分钟，不，也许是几秒钟过后，我们惊呼着奔过去，扶起了受伤的伙伴，又忙乱的堵住——也只能是堵住——鲜血流淌的伤口，抬着他去找大人们……

结果显而易见，一个躺在医院里，忍受着剧烈的伤痛；一个在受到家长严厉惩罚的同时，还受到了学校的处分，还得把鸡蛋、羊肉之类的补品恭恭敬敬地捧到倒在自己刀下的人的床前。那段时间，不只是我们老实了许多，连平日里骄横惯了的WS也规矩了许多，往日的微风暂时收敛了起来。好在当时当事人双方家正在准备结成亲家，要不然，这件事不知道还会闹成什么样子。

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们一个个都年届半百，但是当时的情景谁也不会忘记。

——小A决定辞去副科长职务了。

这一消息立刻在单位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小A是通过竞聘的方式被任命为副科长的。本来，他一点当官的意识都没有，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此道十分不感冒，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并不具备当官的“素质”。但是，当单位要选拔干部进行竞聘时，许多人都撺掇他，要他上。他虽然还是不大感兴趣，但转而一想，这也许是命运给他的一个机会，——多方面的体验人生的滋味，积累人生历练的经验，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多彩的。他架不住别人好心的鼓励和自己一时的头脑发昏，就顺着这根杆子爬上去了。上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他发现自己太缺乏自知之明，而且根本就不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和氛围，更要命的是他发现自己缺乏当领导的基本素质——角色意识。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把大好的时光弃置在无谓的生命消磨中，实在是一种慢性自杀。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

其实，一个小小的副科长职务，在这么大的机关里根本就是恒河沙数，不足齿数，所以他觉得自己辞职与否，似乎都不应该牵动什么，影响什么，就好比一支烟蒂被扔进了垃圾桶，就好比一阵清风掠过大草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没想到人们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老A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年纪轻轻就有了这样一个体面的开始，这非常不容易，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你想想当干部好处有多少！你的冲动可能会导致你一生事业的不顺，甚至可能会毁了你的前程。要三思而行！”

老B情绪激动地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大家不都一直是这样过来的吗？工作几十年来，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哪一位干部主动辞职的。你这样做，是不是在打我们的脸？是不是在向我们暗示什么？是不是……”

老C——小A的一位亲戚苦口婆心地说：“你可不能冲动，因为你已经不再属于你个人，你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你周围的人的荣辱与得失。你的辞职会使大家都感到脸上无光……”

老D——小A的直接领导大为光火地说：“你这算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大家：我们单位人际关系复杂，不团结吗？而且上级可能还会认为我们这些做领导的打击压制年轻人……这不是给我们单位的形象抹黑吗？”

……

小A惊愕了，继而迷惘了。

在所有称颂老师的词句中，“老师是辛勤的园丁”是一句流传非常广泛、使用频率极高的赞词。是不是因为它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教师精心培育祖国的花朵的辛劳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出来？以至于到今天，人们还是把它当成一句名言在传诵。

园丁，本是那些在花园里辛勤的花工，他们的任务除了播种、耕耘、除草、灌溉，就是拿着一把大剪刀修剪那些自认为生长不合规矩、自由散漫的枝叶，从而使自己管理下的花花草草都按照自己的设计程序生长，如同浇铸工人用模子制造成品。

教师是不是就该做这样一个园丁？

教育的任务在于为社会培养无数有用的人才，而不是打造机器上的螺丝钉，更不是在把花园里的花草树木修剪成一个固定的模样。

花园里的所有植物都是有鲜活生命的个体，自然赋予了它们独特的生命特征，就是因为它们生长在花园里就可以被粗暴地剥夺自由发展的资格吗？

同样，我们的学生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立体形象，都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而现代教育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体现教育的人文特点。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粗暴的强加于学生，甚至像那些平庸的园丁一样按照个人的意愿去塑造学生。我们追求的人才不仅要具有高强的服务社会的能力，更要有独立而健康的人生个性，这才是教育的目的。因此，教师不只是要做一个园丁，千万不能仅仅是一个机械的完成自己使命的机器，更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有眼光、有良知的艺术家。或者，我们应该做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打破所有的“花园”，还所有的“花草树木”一个自由生长的天堂。

头发，是人身体的组成部分，但是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东西。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除了麝牛，人几乎是唯一一种头发一直都在生长的动物，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奇特的现象。大哲学家黑格尔说，头发是人体最具植物性的地方；鲁迅先生说，中国的革命都是从头发或者说是男人的辫子开始的。三千烦恼丝，除去动物性的原始意义——保暖或者隔热之外，还由于社会和政治观念引发了诸多的附加意义，已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应该说，中华民族是最注重头发的伦理价值的民族。《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孔子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就是说，每个人的身体，包括他的皮肤、头发之类，都是从父母亲那里接受下来的，你不可随随便便使之受到毁伤，这便是孝的开始，这大概是对头发的伦理意义的最早阐释吧！正因为头发涉及“孝”，所以古人就十分重视头发，甚至于把它的地位提高到与生命同等重要。古代有一种刑法叫做“髡”，就是把一个人的头发剃了。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真是不可理解——剃掉头发也能算一种刑法？但是，当时确实是一种很严重的惩罚，是与杀头同等。这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耻辱刑，与古人对头发的传统观念相关。

孔子有一次郑重地感慨道：“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以此表扬管仲辅佐齐桓公攘夷有功。“被发左衽”本来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生活装束，后用来代指北方少数民族。后来，外族入侵也要从发型、发饰上来表示对于中原民族的征服。清朝问鼎中原以后强制颁发的“剃发令”，就是其表现之一。 清政府入关后，掌握了政治权力，作为弱势文化进入强势文化，它也没有力量进行文化上的进攻，也不需要解释和委屈，选择的就是武力。削发令就是利用政治权力对占领者的文化上的攻击。剔光前额并在后面蓄辫子，这是满族文化一个鲜明又一目了然的特征。在清初时，因反抗削发令而被杀的人不计其数。

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隐士名叫接舆，他平时“躬耕以食”，佯狂不仕，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楚狂接舆”。《论语·微子》记载他以《凤兮歌》讽刺孔子，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并拒绝和孔子交谈。在《庄子·人间世》亦有类似记载。唐李白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之句。接舆因对当时社会不满，剪去头发，表示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

《三国演义》里有两个和头发有关的著名故事，其中一个是曹操的“割发权代首”，就是用头发代替脑袋，自欺欺人地糊弄过了他自己制定的军令。曹操有一次带兵行军打仗，在路过一片庄稼地的时候，他下令看管好战马，不能随意践踏麦田，否则以杀头论处。结果一只斑鸠从他的马蹄前突然飞起，使他的战马受惊腾入了麦田。如果按照他先前的军令，他现在就要被杀头，但是他是一军统帅，不能随便掉了脑袋，所以只好以割发代杀头。还有一个是东吴的卧底周鲂，为了取得北魏曹休的信任，割发明誓，说你看我把头发都割了，我还能骗你不成？曹休于是感激涕零地上了当。可见这头发的重要性是仅次于脑袋的，神圣不可侵犯。

以剪头发惩罚有罪的人的做法，在古代并不鲜见。在琼瑶的某部电视剧中，女主人公因生活“不够检点”而被其族人罚跪在祠堂中，并被剪去长发。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被判入狱，通常都会被剃成光头。十年动乱时期，“造反派”将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捆绑起来游街时，大都要将他们剃成“阴阳头”，这些恐怕就是沿用了古人的文化观念，从人格上对他们加以侮辱。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是一篇著名的史论，通过后唐庄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经过，阐述了“天下盛衰的原因是人为的”这一论断。他写道：“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类似于此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之所以割发（断发）明誓，就是表明过去的自己已经死亡，新的自己即将诞生，同时表达了要用生命维护自己的尊严，或者要用全部的生命追求某一结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不仅如此，在古代，互换头发一般是男女发生过性关系后的定情方式，故夫妻又称结发夫妻。《红楼梦》中王熙凤抓住贾琏与鲍二家的私情的证据就是那段头发。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法术中，要救治一个病人，药物中一个重要物品就是当事人（或尊贵人物）的头发，如所谓“龙须凤发”，因为古人认为它带有人的魂魄，通过它可把病者的魂魄招回来。害人的妖术遵循的也是同一理论。

在古代，人们对发饰十分重视，最主要还是处于一种审美心理，但是也确实与头发的伦理意义相关。古代女孩15岁时便盘发插笄表示成年，男孩则于15岁时束发为髻，到20岁时举行表示成年的冠礼。在未成年之前，小孩子的头发大都是自然下垂的，所以人们用“垂髫”、“髫年”代指儿童或童年。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指的就是老人（黄发）小孩（垂髫）都非常快乐。一般说来，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在成人之前发饰的主要形状就是“丫”，所以，大官豪富家的婢女也称为“丫头”或“丫鬟”。至于成年人，则根据身份的不同梳理头发。所以，发饰是随着人们的成长而发生着变化，不仅表现着各自不同的身份、情趣、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同时也反映着特定时代的文明和风尚。

《神鞭》是冯骥才写的一部关于津门奇人奇事的小说。有一个卖炸臭豆腐的叫傻二，长一条少见的粗黑油亮，而且他能用辫子指哪打哪，能软能硬的大辫子。因打败津门几个在场面上混的人物而名声大噪，更是因打败日本武士而被喻为神鞭。最后在参加义和团反抗帝国侵略时，辫子被洋枪打断。傻二剪断辫子，学会使用洋枪练并练就好枪法，参加北伐军，成为闻名的神枪手。《神鞭》创作于1984年，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阶段。作品的创作意图，就是对中国文化劣根的批判。在这里，头发——辫子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也表现在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的头发上。站在流行前沿的时尚男女们，已然接受了西方人的审美情趣，开始折腾自己的头发。染各种颜色的头发，烫不同类型的发型，表现出向世界融合和步入全球化的强烈意愿。

从惜发如命、剃发舍命到现在全无章法，每一步都暗含着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奥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待头发及发饰的不同态度的演变，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变化发展经历。

一部煌煌巨制。前无古人，鲜有来者，震古烁今，彪炳千秋。《永乐大典》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百科全书，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高峰。

一腔浩浩才情。无疑，像他那样的大学士，能够领袖群伦，应该具有江海一般的学识与才情，而且在年幼时就表现得卓尔不群。传说他自幼颖敏绝伦，其母画地为字，一见不忘；5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7岁能属文，赋诗有老成语；10岁，日涌数千言，终身不忘；12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而且集诗文和书法大成，他的文章雅劲奇古，诗歌豪放羊瞻，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狂草名噪一时，但是纵荡无法。——那一桩桩令人津津乐道、百闻不厌的轶事，那一项项使人钦佩赞拜的文化才能，那一副副让人拍案叫绝的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岂是庸常读书人能为？

一副铮铮铁骨。《明史·解缙传》记载：“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 “任事直前，表里洞达”，意思是做事情说话直来直去，绝不转弯抹角，而且光明磊落，不存阴暗之心。

他具有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大勇，却缺乏曲折迂回、忍辱负重的大智。他是乐山的仁者，却不是乐水的智者。

这就是“节气千秋壮，文章百代尊”的解缙，解大学士，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

与许许多多文人一样，他具有经纬文化的天真与能力，但欠缺政治斗争的艺术与韬略。当一个不通时务的文人面对政治强权而又不知变通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只能是肉体上受到虐杀，人格上蒙受屈辱。“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并不是因为秀才口才不好，而是人家根本就不给你说的机会。在他们的眼里棍棒加刀枪就是理，加之秀才们根本就是在不识时务的冒傻气，就会更“说不清”了。明知不可而为之，正是解缙们的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

当初，朱元璋曾经客气了一下，让他提提意见，解缙来劲了，以为圣上是出于真心，马上上万言书，历数朱元璋的诸多不是，比如政令多变，动辄除根剪蔓，肆意滥杀，小人当道，贤者远避，贪婪者得计，廉洁者受刑，吏部无贤愚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朱元璋虽然当时“称其才”，但实际上老大不高兴，“已，复献《太平十策》，文多不录”就是最好的明证。一之为甚，岂可再乎？

还有一次，皇上要他评价一下各位朝臣，解缙口无遮拦，径直大加褒贬，说张三趋炎附势，李四缺少才干，王五品行不端，这怎不会招来这些身居高位者的嫉恨？

《明史·解缙传》还写了一件令人意味深长的事：“储位未定，淇国公邱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解缙实在是胸无城府。当时的储位之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皇长子朱高炽与汉王朱高煦，早已垂涎于太子位久矣，并且为此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争，而皇上虽然对这两个儿子的不争气多次大动肝火，甚至痛心不已，但是面对当时的局势他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置身事外，只能“瘸子里头拔将军”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皇上已经彻底抛弃了自己的不肖之子，而将目光投向了孙子朱瞻基，立朱高炽不过是权宜之策，这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如果解缙能够细心揣摩一下皇上的意图，可能会采取另一种应付的态度，至少可以耍耍滑头，打打瓜皮，没有必要替人家的家事咸吃萝卜淡操心，但是他没有想那么多，便竹筒倒豆子般的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这就不止得罪了汉王，再加上你把皇上的心思揣摩得如此透彻，像朱棣这样一位原本猜忌之心很强的暴戾皇上怎么可能容忍得了，因此这也就为他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永乐八年，解缙来到京城报告事务，恰好赶上皇帝御驾亲征没有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稍稍懂得政治斗争策略、谙熟政治动向的人，就只会悄悄的回去，但是解缙却偏偏鬼使神差去拜见了那位懦弱无能的皇太子，这可就惹了大祸。一直都在包藏祸心的汉王可是抓住了把柄，他马上向皇上告了一状，说解缙专等到皇上外出之时去私自谒见太子，并且对他汉王表现得十分无礼。实际上，与其说汉王是在告解缙，还不如说他是在整太子。结党营私那就有谋逆的嫌疑，这可是触动了当今皇上最敏感的神经，——他自己不就是这样登上皇位的吗？他怎么可能让同类的事情再度发生？于是，他理所当然的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可又不能对自己的亲儿子兼自己亲自扶立的太子下手，解缙顺理成章的成了替罪羊。就这样，他被关进了大牢，受尽了侮辱。又过了五年，锦衣卫的头子纪纲把囚徒的名册拿给皇上看，看到解缙的名字后他问道：“解缙还活着吗？”纪纲于是把解缙埋在了雪中……一代才子就这样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明史》的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推测解缙在皇上的心目中处在怎样一个位置上。关进监狱五年，他居然不知这位曾经被他自己称为股肱之臣、为他的统治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大学士的去向？说到底，还是因为解缙不过是他政治大餐上的一根鸡肋而已。解缙连这一点都不明白，他死得一点也不冤。

中国文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负与耿直。他们自负，所以自视清高，不愿低下头颅，不肯结交庸人，不屑攀附达官，时时刻刻保持着儒雅和君子的风范，单就这一点，他们也就像那副对联的“山间竹笋”腹中空空了。他们耿直，所以义无反顾，说话则直来直去，做事则光明磊落，不怕触犯龙颜，不惧得罪权贵，哪怕危及个人甚至九族生命也毫不避让。方孝孺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使自己的亲族乃至自己的学生都受到株连，这不能不令人腹诽。当他被“诛十族”时，解缙没有任何触动，还是在“一根筋”的支配下不肯汲取教训，就不得而知了。被称为“经济学鼻祖”的十八世纪苏格兰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人是经济的动物。他的意思是人类在从事某种行为之前，总要盘算成本和收益。一般的说来，人们不会做那种折本的买卖。但是，解缙不懂得这一点，即便懂得，在那舍生取义等等思想的驱动下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一部眼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郑和下西洋》将解缙的这种情况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固然不能把它作为历史来看，但是至少反映了历史的某些真实。当然，我们现在用经济社会的道德准则与处事原则苛求古人，那就显得十分无聊与迂腐，甚至可能有丧失德行的嫌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钦敬之余，也还怀有无法消蚀的悲哀。

解缙的一生充满了一个文人的高贵的人格品质，也充满了悲哀。不过有那部《永乐大典》垫在脚下，就足以令所有的文人高山仰止，有那身浩然正气支撑人格，就足以让所有的屑屑小人难以安眠。这，已经足够。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一首无数如椽之笔赏不尽的诗，一份千年醇浓之酒解不去的情。张继把他应试落第的无限愁绪镌刻在了寒山寺深秋的意境之中，深远而绵长。从此，诗以寺传，寺因诗名，姑苏山水增色，寒山寺钟声回荡千古。

张继之与寒山寺，就像崔颢之与黄鹤楼，范仲淹之与岳阳楼，王勃之于滕王阁，相得益彰，风流千古。

《枫桥夜泊》是张继在天宝年间应试不第，载着迭迭块垒回家途中路经寒山寺外的枫桥触景生情的结果。科考，在古代莘莘学子的眼中，不啻人生的第二次投胎转世，只因为它就是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代名词，就是一夜跻身贵族阶层从而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梦想的阶梯。科考落第，张继的心情一定与千万个有同样遭遇的学子一样，落寞、沮丧。所以，当他在枫桥下的一条小舟上辗转反侧时，清冷的月光，凄啼的乌鸦，满天的飞霜，摇曳的枫树，忽明忽暗的点点渔火，深沉激荡的悠悠钟声……种种物象，自然创造出令人动容的别样意境，使得张继见景生情，吟诵了这首传唱千古的诗篇，寒山寺沉沉的钟声开始回荡在中国古典诗歌的长河上，令无数多情的士子为之嗟叹，为之缠徊。

这一夜注定不朽，寒山寺注定不朽，张继也因此注定不朽。

不能猜测，假如张继真的皇榜高中，虽然春风得意、风光无限，没有了这首仅仅二十八字的七绝，他还能如此令后人高山仰止吗？要知道，张继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上本不十分出众，特别是作品很少，一部洋洋大观的《全唐诗》仅仅收录了他的四十多首诗，而这些诗作中最为著名的只是这首《枫桥夜泊》。落第虽然是张继的一大不幸，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他的大幸，——一次偶然的落第，成就了一首千古绝唱，成就了一位伟大诗人的降临，成就了寒山寺的流风余韵。就好比不幸成就了词帝李煜，挫折成就了诗圣李白，隐逸成就了田园山水诗鼻祖陶潜。人生的幸与不幸都是相对而言，真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然，一位诗人的成就决不能以所留诗篇的数量来衡量，据说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了上万首诗，但是有几个人能够吟诵得出哪怕其中的一首？有时候，只要有一首诗，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就足以彪炳千秋、光耀古今，就像“郑鹧鸪”，就像“张孤雁”，就像“红杏尚书”……

寒山寺不远的地方，真的有一处“枫桥夜泊处”，据说那里就是当年张继泊舟之所。坐在河边，望着片片枫叶在霜风中翩翩舞蹈，听着粼粼水波在河堤下喁喁私语，我极力将自己幻化成那位失魂落魄的落第士子，将自己融入当年的瑟瑟意境中，希望“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或许是人生没有了特定的意绪，或许是时光漫漶了固有的景致，到头来只能觉得这实在不过是一种拙笨的做作，实在不过是附庸风雅，甚至于是东施效颦……

子夜时分，钟声适时响起，远远近近，飘飘渺渺，似浮动在近处却又似远隔了时空，平静而舒缓，空灵而幽秘，萦绕心际，浸润人世。那是对幸福的祈祷，对平安的渴念，是深深祝福，是声声叮咛，但它反衬的却是失路之人的惆怅与感伤。今夜，没有张继耿耿无眠的双眼，没有当年幽幽无助的氛围，就好比那首歌绵长的叹息：“叶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钟声在响，响彻千年，伴随着不断的思绪，牵动着客子的乡愁，传递着亘古的诗意。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但丁的一句名言，它表达的是一种坚定执着、不为世俗左右的矢志不渝的精神情怀。多少年来，它一直激励着人们为自己心中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对于正确的做法，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暂时不能被人们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能轻言放弃，一定要坚持到底，只有如此才会有拨开乌云见青天的一刻，像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学斗士。

不过在现在，有许多人却把它当成了坚持错误做法的根据，动不动就拿这句话来回击真心劝告他们的人。人们之所以坚持错误的做法，不外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缺乏生活阅历，或是缺乏相关的经验和知识，而误以为正确；二是明明知道其极端错误，却还是死不悔改。这两种人都以这句名言作为挡箭牌，其结果可想而知。

特别是现在，有许多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们经常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此他们便坚持“自我中心论”，从骨子里排斥一切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的思想。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仍不忘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来固执己见。真是可悲！

爱情，是人类生活的主题，它与人们的幸福观念密不可分。它力量之伟大，精神之永恒，是别的一切难以相匹的，这就是因为它发自内心，出乎真情，是人类源自本能的一种天性。

所以，人们说“英雄难过美人关”，——突不破“情”之一关者，根本就成不了英雄，或者至少也会折损了豪杰的威名，断送了英雄的前程。

所谓正统的价值观都认为，爱情在英雄们的生活中，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因而是不足齿数的，真正的人生价值应当在于道德的完善，在于事业的成功，在于美名的树立；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或者鹏程万里的男人，本不该儿女情长，本不该让爱情掌控了自己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事业成功的人，爱情的天地中常是一片荒漠。他们的寂寞，他们的孤独，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人们歌颂他们为人类奉献的伟大精神，把他们塑造成一尊偶像，只不过是给他们套上了一道精神枷锁而已。他们或许也有配偶，甚至于可能有三妻四妾，但是那与爱情毫无关系，只是为了完成世俗交给的任务而已。这些人为了保持自己辛苦得来的“美名”，就只能做一个情感的苦行僧；人们的舌头和目光不得不使他们彻底泯灭常人共有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历史学家，评论一个伟人也只是着眼于他对于人类做出的贡献，很少有人为“失贞”的英雄唱赞歌，也没有一支历史的巨笔为“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英雄大书特书，如果有，也常常带有调侃的意味，特别是当这种爱情与政治产生了某种微妙关系的时候。

爱情正因为是普遍存在的，是人类正常的情感体验，所以可以不择时间、不择地点、不择条件、不择对象地在钟情男女之间产生。只不过有时候，她常常与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发生剧烈的矛盾冲突，而每当这个时候，爱情故事也就显得格外富有魅力，格外使人激动，并催人泪下。

风流天子唐明皇之所以被冠以“风流”，不就是因为他与杨玉环有过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吗？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只爱美人”，不也就是因为他把爱情的位置凌驾于王位之上吗？还有商纣王与妲己、周幽王与褒姒等等帝王与美女的旖旎的情事，都成为人们千百年来津津乐道的话题。既然追求爱情是常人共有的感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对他们的选择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就仅仅因为他们是帝王？就因为身为帝王就不该拥有正常的人性？历史学家会说唐明皇等人因为爱情误国，实在不值。但是，不论怎么说，时代只给了他们一个帝王的身份，而没有剥夺爱恨的权利。时代的更迭，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某个时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所不幸的是，他们的爱情故事恰恰发生在这个关键的当口，所以，他们就都成了历史的罪人，成了后世英雄们的一面反面的镜子，成了许多人用手中的笔任意涂抹的“败家子”。最不幸的是女性，是“皆成土”的“玉环飞燕”们，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成了历史的替罪羊，更成了“正人君子”或有“寡人之疾”之徒发泄私愤的痰盂。爱德华八世要好一点，因为他急流勇退了，他放弃了在世人看来至尊至荣的王位，成了一个可以追求爱情的人，所以人们便对他客气了许多。他的爱情故事反而充满了更加令人想象的东西。

一个常人可以随意去爱，一个人英雄为什么就只能清心寡欲？一个常人可以有任意选择的权利，一个名人为什么就只能就范于虚名的束缚？难道一个人只为别人，不为自己，我们才应该去歌颂他吗？这是不是太自私了！人们可以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颇有微词，甚至可以指责批评，可是如果他们是一个常人又当如何？是江青断送了毛泽东后半生的伟大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对江青的爱情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与常人一样，也有人情之常，他的爱情在主观上与中国革命的前途毫无关联。

无论是谁，无论他曾经是多么伟大，无论他在人生的旅途中把爱情摆放在什么位置上，我们都没有什么道理去指责他们，因为那是他发自内心的选择，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客观冷静的看待，完全没有必要把它与政治扯上关系。

爱，永远没有错误，要说有，那也只能说错在时间或错在地点，或者错在环境而已。只要是合乎道德规范的爱，无论他是谁，我们都应该为之鼓掌。

          你——晚风中的孤客

         为什么

         总是那么萧索、冷漠

         是为了唤回往日的爱

         抑或是了望失去的笑

         风吹也好  雨打也罢

         岁月的刀刻出深深的皱纹

         痴念在这时更加坚强

         似乎粉碎了身躯

         也不肯改变

         没有泪水和悲哀

         举起高昂的头颅

         静静的看着地平线

         只盼

            走来一片  真诚的理解

名利是什么？

是鲜花，也是毒草；是荣耀，也是桎梏；是喜气洋洋，也是血泪斑斑。

是天空中那道色彩斑斓的彩虹，是沙漠上那座虚无缥缈的海市。

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是“秋随雁去归无迹”。

有人用它来装饰自己的门面，最终落得个“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有人用它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殊不知“把名字刻入石头的人想不朽，名字比石头烂得更早”。

有人想用它为自己的经历镀金，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君子视之如粪土，怀瑾握瑜，东篱就菊，举杯邀月，起舞弄影。

小人待之逾生命，熙熙而来，攘攘而往，如蝇逐臭，似蛆趋腐。

这就是名利——镜花水月。

赌，对于真正的赌徒来说，除了为金钱就是为金钱。虽说在赌场上见不到弥漫的硝烟和闪光的刀剑，可是也常常血花飞溅、尸横遍地，真不亚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火拼。

实际上，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每个人都是名副其实的“赌徒”，都是在拿着不同的赌资——金钱、青春、汗水、鲜血乃至生命，拼取一个设计好的美好未来。所不同的只是心理状态、良心道德、方式方法。

无论你怎么去做，只要是冒险，就是赌；只要为了活着，只要为了活得好一点，你就必须去赌，赌注是什么已经显得不怎么重要了。

在这里，本没有“你配吗？”之类的不屑，也没有不败的常胜将军，更没有一局也不赢的废物。

赌赢的，便可以拥有既定的一切，可以飞黄腾达，还可以进行下次规模更大的赌；赌输的，有可能就此失去了一切，被现实的河流冲刷得干干净净，不曾留下一点痕迹。输就是输，赢就是赢，这样的结果再分明不过；或者说，输未必是输，赢也未必是赢，不同的人生观念所道出的全都是人生的哲理。

一个鱼塘边，许多人排坐着，争先恐后的把手中的钓钩抛向深水处，又急急忙忙地将大小不等的鱼儿从鱼钩上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或麻袋……等待太阳落山了，才恋恋不舍地收起钓竿，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心满意足地回家了——今晚又可以大快朵颐了。

一泓碧波粼粼的湖边，几个老人正在悠悠自得的垂钓，一个小小的马扎，一把简陋的折扇，一支长长的钓竿，一本有趣的报纸，一首动听的乐曲，一阵凉爽的清风……这一切组成了一幅恬静安闲的生活图景。

虽然都在钓鱼，有一些人只能是芸芸众生中的打鱼者，为生活匆匆奔走的劳碌者，他们垂钓的目的就是果腹，就是解馋；而另一些人算得上是修行者，他们垂钓的目的并不在鱼，而在于钓取生活中更重要的东西。追求心灵的宁静，生活的闲逸，才是他们的本意。那些散落在文学深处的精彩诗句便是最好的佐证：“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孟浩然），“未把英雄入网罗,丝竿三尺卧烟波.自从受荐庐江后,夜夜神龙护钓梭”“清谈坐砥笑沉浮,一线竿头钓八州,任是壁间梭化去,矶头且把五湖筹”（陶侃），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胡令能），尤其是清代诗人王士祯的“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钓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意境明朗，韵味空灵，将垂钓者的形象、心境描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遗。

在中国古代，钓鱼亦是一项文化活动，象征着远离世俗，寄情山水，从容悠闲。从隐逸文化的角度讲，隐士们的身份大致分为渔、樵、耕、读四类，所以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渔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渔夫”），其行为举止、思想言语都不同于常人，表现出孤高深奥的一面。屈原在他的《渔父》就塑造了这样一位渔父的形象：“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食其糟而啜其醴？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尽管我们不可能臆测“渔父”是不是一位垂钓者，但是很明显，他绝对不是一位普通的渔人，它所拥有的一番富有智慧的思想，恐怕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而是已经具有“圣人”风范的高人了。

当然，在这里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那就是被称为姜太公的姜子牙。当时姜子牙所在朝代的商纣王是一个残暴的国君，他统治期间战争不断。为了躲避战乱，姜子牙到中国北方的辽宁隐居了40年，后来又来到终南山。在那里，他经常到渭河去钓鱼，但由于他的鱼钩是直的，并且离水面三尺，三年中一条真的鱼也没有钓到。在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人们都嘲笑他，他却无动于衷。神奇的是，后来他果然钓到一条鱼，在鱼的肚子里有一本兵法书。更巧合的是，第二天，他就在渭水河边遇到了寻访贤士的周文王。姜子牙垂钓显然志不在鱼，而是要调取贤君。他也算得上是一位精神钓鱼者，但由于功利性过于强烈，显然不能体现垂钓的真正意义，也就不能与垂钓的君子们相埒。

还有一位，就是东汉的严光。严光，字子陵。他在少年时代，与汉光武刘秀是同学。别的学问不说，单从文学词章的角度来讲，严子陵已经独步天下。在刘秀做了皇帝以后，唯独怀念这位同学，到处查访，希望他来一见。也许他也是一个在当时局势中，不作第二人想的人物。但是他也深知刘秀不简单，这个位置已属于刘秀，他就只能悠游方外，再也不想钻进圈套了。因此他反披羊裘，垂钓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后来，他虽然也和当皇帝的老同学刘秀见了面，而且还在皇宫里如少年时代一样，同榻而眠，过了一夜，还故意装出睡相不好，把脚搁在刘秀的肚子上睡觉，似乎又目无天子。总算刘秀确有大度，没有强迫他作官，终于放他还山，仍然让他过着悠游自在，乐于江上垂钓的生涯。严光显然已经较深刻的参悟了垂钓的要义。

再来看看那位豁达潇洒的庄子。庄子晚年常垂钓于濮水、涡水，游于濠梁(今安徽凤阳临淮城西南)观鱼，与鱼鸟共乐，甘于清静闲居的生活。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出仕说：“我们的大王久闻先生大名，想要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出山，上为君王分忧，下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啦。”庄子说：“既然如此，那么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庄子能够通过自然现象彻悟人生的真谛，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哲学家。

据说，蒋介石当年在被迫下野之后，也曾经在家乡浙江奉贤模仿过一回古人的风雅，有斗笠，有蓑衣，有钓竿，但是却根本不可能具备古人的心境……

千百年来，对垂钓的钟爱委实不乏其人：有阅尽人间沧桑的黄发，有初尝人生甘苦的垂髫，有披蓑戴笠的凡夫俗子，有独居山野的饱学之士，还有身名显赫的达官权贵……这林林总总的钓者借垂钓各取所需——姜太公钓的是“利”，严子陵钓的是“名”；张志和钓情趣，柳宗元钓禅境，王士祯钓逸致，韩信钓前途，而蒋介石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故作高深，实际上与古代的那些钓鱼者的意境毫不相干……

真正的垂钓者自有它境界的内涵，气定神闲的气度、波澜不惊的心态、孤高磊落的眼光、不同凡俗的高致。心灵时时为俗事所扰的庸人，怎能体会到个中乐趣和情致？

                                 一叶油油的沁绿

                                 我的歌便开始飞扬

                                 千年的风刀霜剑

                                 镌刻了我木板一样的脾气

                                 尽管不能再撑起绿伞

                                 换来一片恭维的欢快

                                 我伫立在日光下

                                 等待着腐朽的那一天

                                 不要指望我

                             能做成几顶承载你的轿子

                             或能做哪间屋的栋梁

                                 也不要希图

                                 还能燃成熊熊火焰

                                 当泪都已经干涸的时候

                             我这样说

                                 你活得好吗

对于一个人而言，无论是胜也好，败也罢，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常常是惨重的代价。

所不同的是，胜者的代价是在他争取胜利的过程中付出的。他的代价可能是青春、岁月、汗水、钱财等等。而对败者来说，其代价一部分要在过程中付出，更多的可能是在失败之后，他的代价可能就是尊严、荣誉和生命。

所以，无论如何，人一生追求的结果都大致相同，基本都会令人唏嘘。可是，现实生活就是如此残酷，绝不可能取得中间的结果。

人永远不可能中庸，每个人必须为他的或胜或败提心吊胆，奔走劳碌，直至生命的终结。

胜利与失败都是生活的常态，任何人都不可能安逸。

    通常，我们都觉得数字是非常枯燥的，但如果把它用入文学作品——诗词曲联中，却往往含情带意，摇曳生姿，深化意境，由此也涌现了许多传诵千古的“数字诗”。

    数字入诗的历史，真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诗句使用了数字。据统计，单是《国风》中使用数词的诗就多达４６首。在《唐诗三百首》一书所收录的诗作中，含有数字的诗作更是多达１３０余首，几乎占 了总数的一半。由此可见数字十分受到古人的青睐。

    总的说来，数字诗分为以下几类：

     一、“十”字令诗。这时数字诗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就是将“一”到“十”十个数字嵌入诗中。

    最为著名的还是那首几乎妇孺皆知的五言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生动描绘出一幅恬静自然的田园生活图景。

    相传苏轼与同窗赴京赶考，学友因为天气耽搁担心迟到，感叹成诗曰：

　　一叶孤舟，做二三个骚客，启用四浆五帆，经由六滩七湾，历尽八颠九簸，可叹十分来迟。

    苏轼劝勉道：

      十年寒窗，进九八家书院，抛却七情六欲，苦读五经四书，考了三番两次，今天一定要中。

    下面这首诗描绘了世人苦中作乐，自我解嘲的心理状态：

      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落，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当，五字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言歪诗不迟，八张马钓不煮，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

    吴承恩 《西游记》中一段“红轮西坠”后天色已晚的景色描写：

　　十里长亭无人走，九重天上现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

      六宫五府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纶。两座楼头钟声响，一轮明月满乾坤。

   《归田琐记》中有一首诗：

      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十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堂考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刻画的是过去的当官时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而后 “荣归故里”“赋闲在家”的丑恶嘴脸，淋漓尽致，值得玩味。

    与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现代人仿写的十字令诗：

一身平价布，两袖粉笔灰，三餐吃不饱，四季常皱眉，五更就起床，六堂要你吹，七天一星期，八方逛几回，九天不发饷，十家皆断炊。

    这是解放前四川重庆市一家晚报登过这样一首描绘中学教师饥寒交迫生活的诗。

一年收出二年谷，三家有余四家足，举目五六七里内，八九十幢高楼矗。

    描写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民间流传有许多带有讽刺意味的数字诗，如讽刺神像：

      一本正经，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神无主，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起，十足无能。

    为贪官画像：
      一心二用，两面三刀，三头六臂，四面楚歌，五斗折腰，六亲不认，七上八下，八面玲珑，九霄难逃，十恶不赦。

    勾勒奴才相：
     一幅奴才相，两手往下垂，三角眼闪亮，四楞脸堆媚，五官不端正，六神透阴气，七寸长脖子，八两小脑袋，九根黄胡子，十分不像人。

    烛照赌徒：
        一心赢钱，两眼通红，三餐无味，四肢乏力，五业荒废，六亲不认，七窍生烟，八方借债，九（久）陷泥潭，十（实）成灾难。

    一到十，在上面几首诗歌中运用自如，令人拍手叫绝。

    二、“一”字诗。这是种只用“一”字

    唐代王建有这么一首《古谣》：

      一东一西垄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树。

    这里短短的28个字中有着矛盾的8个“一”，但都统一在一幅风景画里，可见“一”字有多么强的表现力。

    元代无名氏有一首散曲：

      一年老一年，一日没一日，一秋又一秋，一辈催一辈。一聚一离别，一喜一伤悲。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寻一伙相识，他一会咱一会，都一般相知，吹一会唱一会。

    全曲嵌“一”字竟多达二十二个。作者在年华易逝、光阴催老、人生如梦的叹息中，寻求着自己的人生位置，情绪看似旷达，实则透露着辛酸，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清人王士祯作过一首《题秋江独钓图》，也是有名的数字诗：

      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一首诗总共用了九个“一”

    清人陈沆(也有人认为是北宋苏轼)有一首与此相似的诗：

       一帆一浆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顿笑，一江明月一江秋。

    这首诗中出现了十个“一”，比上一首还多一个。两首诗都创造了一个渔翁怡然自乐的生活情景。

    另外，清代女诗人何佩玉也写过一首同样的诗

　　一花一枝一矶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归。

    连用十个“一”字却不使人感到重复，而是意境悠远，妙趣横生。

    清代侯善渊的《一剪梅》是这么写的：

       一个尘劳一个忙，一自离别，一得真常。一天精秀一天凉。一点清光，一带凝阳。    一气相交一气张。一结神丹，一命延长。一灵透人一云房。一对金童，一引仙乡。

    全词60个字里竟有16个“一”，比起上面的两首诗，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是别有一番情趣和风味。

    三、数字回环诗。就是诗歌中一到万（或十）几个数字回环使用。

    这类数字诗中，最为著名的还是卓文君的那首诗。传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几经周折，终成眷属，回到成都。不久，汉武帝下诏来召，相如与文君依依暂别，回到京城为官。岁月如流，不觉过了五年。文君朝思暮想，盼望丈夫的家书。万没料到盼来的却是写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十三个数字的家书。文君反复看信，明白丈夫的意思。数字中无“亿”，表明已对她无“意”。卓文君既悲痛又愤恨，当即复信叫来人带回。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的是三四月，却谁知是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般怨，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万语千言道不尽，百无聊赖十凭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榴花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黄，我欲对镜心意乱，三月桃花随流水，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司马相如对这首用数字连成的诗一连看了好几遍，越看越感到惭愧，越觉得对不起对自己一片痴情的妻子。终于用驷马高车，亲自回乡，把文君接往长安。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无名氏写的，只是用了万到一十三个数字：

       柳絮飘飞，万朵入云间，一去无归期，千般情不舍。望断天涯，魂随魄也依，百转盼回归，，寝无言，食厌味，倚门伫立，怎奈十月雪花漫天舞，不见伊人归，空叹息，重阳九，赏菊桂，登高远眺，形影孤单独自泣眼看八月中秋，叹，月圆人残缺，遥对蟾宫祷佳期七巧之期时，牛郎织女亦相会，便我独饮相思泪，谁怜惜？炎炎夏至六月心，心寒不觉身子温，只字片影无踪迹，一片忧伤没法医。五五端阳划龙舟，江上游客皆成对，思念化作江水流，欲诉衷肠无知已。转眼四月采桑节，忙里偷闲问鱼雁，可带佳音归？雁无语，振翅飞，鱼我声，潜水底。看，三月桃红柳绿时，春色好，我心更劳累，枉费了一片心机，莫不是，二人相携漫步路，一切随风吹？犹自瞎猜疑。忽听喜鹊啼不住，望君，笑挥手臂，喜孜孜，欲笑泪先滴！

    清代李调元写过这样一首数字诗，从一至十，再从十至一。诗韵味浓厚，即情随性，没有一点矫作。

       一名大乔二小乔，三寸金莲四寸腰，买得五六七色粉，打扮八九十分娇。十九月亮八分圆，七个才子六个癫，五更四时鸡三唱，怀抱二月一枕眠。

    还有现代人的数字诗《劝世杂言》写的甚好：

       一日二三餐， 间隔四五时。 六七八分饱， 活到九十百。千万勤劳动，坐吃亿万空。千百纨袴子，十有九八穷。七六古为稀，五四今当年。三心二用者，一事皆难成。

    短短十二句，就从一写到亿，又从亿转回到一。妙极了。

    还有一首《忆二十年同学聚会》也不错：

       一别二十载，转眼三四零。再婚有五六，七八成发达,健在九十九？八七年六月，奔五湖四海。盼三二年后，一班再团圆。

    有一副对联，也采用了数字回环的方式：

       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识四书五经六义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十室九贫,凑得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

    据说这副对联是《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应景所作。不过，从作品本身的艺术性来看，实在不过是临时的拼凑，只是刻意的玩弄技巧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高深的价值，作为明代大才子的唐伯虎不可能如此不堪，当是后人的调侃戏谑之作。收录在此，或为一笑。

    还有一幅与之相似的对联，比上面那幅还要好一点：

       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识四书五经六艺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无耻；

       十吏九贪藏八老婆瞎解七律六政五绝还专偷四三二鸡一定有灾。

    四、“三”字体。三在古代有反复多次的意思。在诗歌中一再巧用“三”，叫“三字诗”。

    明代陈耀文《花草粹编》中记载，明代有人生第三个儿子时，当时词人王特起（王正之），戏作含有“三”的数字词祝贺，题为《喜迁莺·贺人生第三子》,有人称之为"三字词",词虽一般,但其旁征博引,足见其四书五经之功力：

       古今三绝，为郑国三良，汉家三杰。三俊才名，三儒文学，更有三君清节。争似一门三秀，三子三孙奇特，人总道，赛蜀郡三苏，河东三薛。
       欢惬。况正是三月风光，杯好倾三百，子并三贤，孙齐三少，俱笃三余事业。文即三冬足用，名即三元高揭。亲朋庆，看宠加三分，礼膺三接。

    五、“九”字诗。顾名思义，就是在作品中反复使用“九”字。

    如宋代王喆的《黄河清·按一百八数》：

       九曲黄河分九转，洪波大浪清净。九江共同，合就俱来归正。九鼎中间显现，九宫阐、端流一定。玉翻金泼盈盈处，倒侵九曜开影。九霄翠碧相齐，九皋有，鹤鸣迎接精莹。九光洞，明返照，灵辉堪并。九曲神珠跳跃，九仙至、如然游泳。淇殚澄彻成功行，九天通圣。

    古人认为“九”是阳数，旧历九月九日成为重阳。王喆是陕西咸阳人，字知明，号重阳，所以他这首词共用12个“九”字，凑足108数。不过，盖茨直接宣扬道家思想，内容枯燥乏味，语句晦涩。

    六、杂数诗。就是诗歌中运用数字没有定数和规律，只根据诗歌的需要来写，古代的数字诗大多属于这一种。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进芦花都不见。

    这首诗被认为是出自徐渭徐文长的《雪景》。一冬日，他踏雪孤山，见放鹤亭内一群秀才正借酒赏梅，便进前求饮。秀才们不识泰山真面目，道是诗人聚会，不会写诗者不能在此喝酒。徐文长便“一片一片又一片”地作起咏雪诗来，前三句尚未念完，众秀才已是笑骂成“一片”了，说道，你这俗子是否只认识得数字和“片”字？想不到第四句“飞入梅花都不见”一出，秀才们顿时大惊失色。白雪飞入号称“香雪海”的孤山梅林之中，当然是看不见了，这种深邃苍茫的意境，奇特精妙的构思，当真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典范。

    最妙的要数明代诗人伦文叙给苏轼的画《百鸟归巢》配的诗：

      天生一只又一只，三四五六七八只。

      凤凰何少鸟何多，啄尽人间千万石。

    “一只又一只”加起来就是2只，“三四”相乘得12，“五六”相乘得30，“七八”相乘得56。把2、12、30、56加起来，总数恰好为100，与画题相合，可见诗人的机巧。

    也许是伦文叙的诗太有趣了，其后有人模仿为诗：

                  咏 麻 雀     清·佚名

      一个两个三四个，五六七八九十个。

      食尽皇家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

         七、数字隐秘诗。就是将数字用谜语的形式表现出来，十分有情趣。

    宋代才女朱淑真，临终前写的《断肠谜》算是这一类数字诗：

      下楼来，金簪卜落；问苍天，人在何方？恨王孙，一直去了；詈冤家，言去难留。悔当初，吾错失口；有上交，无下交；皂白何须问，分开不用刀。从今莫把仇人靠，千里相思一撇消。

    整首诗暗含“一”至“十”十个数字，句句充满对负心人的谴责，倾诉自己无限的哀怨！诗中隐藏的数字，你能找出来吗？

后人填了一首《玉房怨》，与上面的《断肠谜》大同小异：

       元宵夜，兀坐灯窗下。问苍天，人在谁家？恨玉郎，全无一点直心话。叫奴欲罢不能罢，吾今舍口不言他。论交情，曾不差。染成皂，难说青白话，恨不能一刀两断分两家。可怜奴，手中无力难抛下，我今设一计，教他无言可答。

    有一副为141岁老寿星恭祝生日的对联：

       花甲重逢，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

    上下联都暗含着141这个数字，非常巧妙

    另外还有一副对联

      上联是：二三四五    下联是：六七八九

    此联寓意缺一（衣）少十（食），包含了下层百姓生活的无限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