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煌煌巨制。前无古人，鲜有来者，震古烁今，彪炳千秋。《永乐大典》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百科全书，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高峰。

一腔浩浩才情。无疑，像他那样的大学士，能够领袖群伦，应该具有江海一般的学识与才情，而且在年幼时就表现得卓尔不群。传说他自幼颖敏绝伦，其母画地为字，一见不忘；5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7岁能属文，赋诗有老成语；10岁，日涌数千言，终身不忘；12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而且集诗文和书法大成，他的文章雅劲奇古，诗歌豪放羊瞻，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狂草名噪一时，但是纵荡无法。——那一桩桩令人津津乐道、百闻不厌的轶事，那一项项使人钦佩赞拜的文化才能，那一副副让人拍案叫绝的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岂是庸常读书人能为？

一副铮铮铁骨。《明史·解缙传》记载：“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 “任事直前，表里洞达”，意思是做事情说话直来直去，绝不转弯抹角，而且光明磊落，不存阴暗之心。

他具有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大勇，却缺乏曲折迂回、忍辱负重的大智。他是乐山的仁者，却不是乐水的智者。

这就是“节气千秋壮，文章百代尊”的解缙，解大学士，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

与许许多多文人一样，他具有经纬文化的天真与能力，但欠缺政治斗争的艺术与韬略。当一个不通时务的文人面对政治强权而又不知变通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只能是肉体上受到虐杀，人格上蒙受屈辱。“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并不是因为秀才口才不好，而是人家根本就不给你说的机会。在他们的眼里棍棒加刀枪就是理，加之秀才们根本就是在不识时务的冒傻气，就会更“说不清”了。明知不可而为之，正是解缙们的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

当初，朱元璋曾经客气了一下，让他提提意见，解缙来劲了，以为圣上是出于真心，马上上万言书，历数朱元璋的诸多不是，比如政令多变，动辄除根剪蔓，肆意滥杀，小人当道，贤者远避，贪婪者得计，廉洁者受刑，吏部无贤愚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朱元璋虽然当时“称其才”，但实际上老大不高兴，“已，复献《太平十策》，文多不录”就是最好的明证。一之为甚，岂可再乎？

还有一次，皇上要他评价一下各位朝臣，解缙口无遮拦，径直大加褒贬，说张三趋炎附势，李四缺少才干，王五品行不端，这怎不会招来这些身居高位者的嫉恨？

《明史·解缙传》还写了一件令人意味深长的事：“储位未定，淇国公邱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解缙实在是胸无城府。当时的储位之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皇长子朱高炽与汉王朱高煦，早已垂涎于太子位久矣，并且为此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争，而皇上虽然对这两个儿子的不争气多次大动肝火，甚至痛心不已，但是面对当时的局势他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置身事外，只能“瘸子里头拔将军”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皇上已经彻底抛弃了自己的不肖之子，而将目光投向了孙子朱瞻基，立朱高炽不过是权宜之策，这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如果解缙能够细心揣摩一下皇上的意图，可能会采取另一种应付的态度，至少可以耍耍滑头，打打瓜皮，没有必要替人家的家事咸吃萝卜淡操心，但是他没有想那么多，便竹筒倒豆子般的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这就不止得罪了汉王，再加上你把皇上的心思揣摩得如此透彻，像朱棣这样一位原本猜忌之心很强的暴戾皇上怎么可能容忍得了，因此这也就为他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永乐八年，解缙来到京城报告事务，恰好赶上皇帝御驾亲征没有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稍稍懂得政治斗争策略、谙熟政治动向的人，就只会悄悄的回去，但是解缙却偏偏鬼使神差去拜见了那位懦弱无能的皇太子，这可就惹了大祸。一直都在包藏祸心的汉王可是抓住了把柄，他马上向皇上告了一状，说解缙专等到皇上外出之时去私自谒见太子，并且对他汉王表现得十分无礼。实际上，与其说汉王是在告解缙，还不如说他是在整太子。结党营私那就有谋逆的嫌疑，这可是触动了当今皇上最敏感的神经，——他自己不就是这样登上皇位的吗？他怎么可能让同类的事情再度发生？于是，他理所当然的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可又不能对自己的亲儿子兼自己亲自扶立的太子下手，解缙顺理成章的成了替罪羊。就这样，他被关进了大牢，受尽了侮辱。又过了五年，锦衣卫的头子纪纲把囚徒的名册拿给皇上看，看到解缙的名字后他问道：“解缙还活着吗？”纪纲于是把解缙埋在了雪中……一代才子就这样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明史》的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推测解缙在皇上的心目中处在怎样一个位置上。关进监狱五年，他居然不知这位曾经被他自己称为股肱之臣、为他的统治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大学士的去向？说到底，还是因为解缙不过是他政治大餐上的一根鸡肋而已。解缙连这一点都不明白，他死得一点也不冤。

中国文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负与耿直。他们自负，所以自视清高，不愿低下头颅，不肯结交庸人，不屑攀附达官，时时刻刻保持着儒雅和君子的风范，单就这一点，他们也就像那副对联的“山间竹笋”腹中空空了。他们耿直，所以义无反顾，说话则直来直去，做事则光明磊落，不怕触犯龙颜，不惧得罪权贵，哪怕危及个人甚至九族生命也毫不避让。方孝孺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使自己的亲族乃至自己的学生都受到株连，这不能不令人腹诽。当他被“诛十族”时，解缙没有任何触动，还是在“一根筋”的支配下不肯汲取教训，就不得而知了。被称为“经济学鼻祖”的十八世纪苏格兰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人是经济的动物。他的意思是人类在从事某种行为之前，总要盘算成本和收益。一般的说来，人们不会做那种折本的买卖。但是，解缙不懂得这一点，即便懂得，在那舍生取义等等思想的驱动下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一部眼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郑和下西洋》将解缙的这种情况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固然不能把它作为历史来看，但是至少反映了历史的某些真实。当然，我们现在用经济社会的道德准则与处事原则苛求古人，那就显得十分无聊与迂腐，甚至可能有丧失德行的嫌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钦敬之余，也还怀有无法消蚀的悲哀。

解缙的一生充满了一个文人的高贵的人格品质，也充满了悲哀。不过有那部《永乐大典》垫在脚下，就足以令所有的文人高山仰止，有那身浩然正气支撑人格，就足以让所有的屑屑小人难以安眠。这，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