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抓特务的笑话

渐渐从懵懂、蒙昧的状态——儿时的幻想、好奇中解脱出来的标志便是进入学校，开始理性地认识世界、认识人生了。不幸的是，当我们这群孩子刚刚擤干净了鼻涕走入书本的时候，接受的却是来自政治方面的愚弄。如果说儿时的愚昧只是心灵没有开窍，玉璞尚待雕琢的话，那么上学之后思想上受到的蒙蔽，则是很大的悲剧了。这样的影响，使我们这些特定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的世界观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那是一个深秋季节的下午。放学以后，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出发寻找各家的毛驴。毛驴在当时的农村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只要好好驯养，就可以乘骑，可以驾车，可以驮物，甚至可以宰来吃肉。驴肉味道是所有家畜中最为鲜美的，所以民间有“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的说法。天上的龙肉是什么滋味，没有尝到过，但是地上的驴肉的鲜美确实不是夸张。在庄稼还还有收割的时候，因为要防止毛驴糟践庄稼，并且随时都要使唤，所以毛驴一般是要用绳子縻在草地上的。只有到了庄稼收拾完毕之后，才能把它放开，毛驴到这时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一般地说，谁家的毛驴因为长久地喂养在某个环境中，它们熟悉了那个环境，到了傍晚时分，就会自动自觉地回来了。也有一些例外，那就是毛驴跑得太远，一时半会回不来，又害怕遭到狼的袭击，或者因为要急用，我们就得想办法把它找回来。

表面上看起来找毛驴可是一件苦差事，奔走劳累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不过我们却十分乐意做这件事，这不仅可以逃避许多诸如劈柴、挑水、拾粪之类的琐屑的家务劳动，还可以骑着毛驴自由自在地奔驰。累一点又有什么，一觉睡醒来，便什么事也没有了。

几个人一边走着，一边向远处瞭着，一边胡乱吹着牛皮。已经走了好远，还是没有毛驴的踪迹，走得有一点累了，于是决定到前面那座暂时无人使用的羊棚前休息一下再继续找。突然（这个词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出现频率很高），我们发现羊棚的一角躺着一个人。“咦，这是什么人？为什么躺在这里？”我们心里犯着嘀咕，小心翼翼而又不动声色地围过来。只见他穿着一件草绿色——特定时代的流行色——衣服，旁边扔着一顶脏兮兮的帽子，胡子拉碴，脸色蜡黄，似乎生病了。尽管我们并不想惊动他，但他还是睁开眼睛望了我们一眼，然后又无力地闭上了，同时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要说什么，而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真的好奇怪，干嘛不回家而要躺在这里？是不是……”我们猜测着。这时我的脑海里这时突然涌上两个字——特务，眼前同时蹦出一个形象：低沉阴森的背景音乐声中，一双三角眼、一对大门牙、一脸奸笑……我把其他人拉过来，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他们，并严肃地说：“老师在今天的班会上告诉我们，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他不是说最近特务很多嘛？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可不能麻痹大意！”我这么一说，其他人也觉得有理，就一致决定动手抓住这个“特务”。当时只是意气用事，“理”令智昏，根本就没有想一想，凭我们这几个毛孩子这样做会冒多大的风险，可是我们还是把想法付诸行动了。 几个人一拥而上，按头的、压腿的、拽手的、牵头发的……那人只是哼了一声，轻微地扭了几下身躯，便不再动了。我们拿过拴驴用的绳子把他绑起来——准确地说是缠起来，然后随便抓来一头毛驴，把“特务”抬上驴背，得意洋洋地打道回府了，把自己找毛驴的事抛到爪哇国去了。

走在路上，我们一个个神气地挺着胸脯，就甭提有多高兴，有多得意了。“这回大人们该不会说我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吧！”“我们立了大功，老师一定会表扬我们，说不定——说不定还能上一趟北京见见毛主席。”想到“见毛主席”，大家更是兴奋异常，这在当时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的象征啊，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和愿望。

离村子不远，我们遇到了一个大人，他哈哈大笑：“他不是特务，是二队的牧工。”鬼才听信他的话呢，我们并不理睬他的嚷嚷，只管赶着毛驴继续往前走，只有亲手交给民兵连长才能算完成了任务。

民兵连长见了我们，又听了我们得意的汇报，也哈哈大笑起来。他走过去瞅了瞅那人，又伸出手摸了摸那人的额头，马上惊叫起来。他麻利地解开缠在那人身上的绳子，抱着他就跑。我们被他的一系列举动搞得莫名其妙、目瞪口呆。等到把那人抱进卫生所，交给卫生员以后，他才告诉我们：“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那个英雄的解放军叔叔吗？就是他呀！”是他？怎么可能是他？他就这模样？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跟那个智抓敌人舌头的英雄联系起来？他这形象不就是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特务吗？我们实在难以接受这个结果，还要跟民兵连长吵吵，但他挥了挥手说：“去吧，去吧，做你们的正事去吧！”毫不客气地把我们轰了出来，受表扬、见毛主席的梦想就这样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而且还有可能因为没有完成布置的任务而受到大人们的责罚，真正是得不偿失啊。

后来我们终于知道，的确是我们错了。那个“特务”确实是故事里的解放军叔叔。他复员以后，一直在二队当牧工。那天，他的马不小心跑丢了，本来就感冒的他硬是拖着病弱的身体去找马，后来走不动了，就倒在了那羊棚中，在毫无反抗意识和能力的情况下，被我们“抓了舌头”。康复以后，他一再感谢我们，因为如果不是被我们抓了舌头，他能否活到第二天都很难说。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我们就又有了安慰自己的理由。

一直到今天，他见了我们还要“哈哈”几声。

很明显，这样的笑话早已经浸透了时代的风味。在今天看来，不知是孩子似的喜剧，还是政治史的悲剧。